三是看作是圣人或先王的制作。

在目前十四点三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余额中，中国政府持有一点一五九八万亿美元，占比高达百分之十二，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但是，央行这么多货币发出去了，谁来负担啊？不是央行，是全国人民。

积累在国内，储存在央行，存一天，贬一天。有人说，美国特别是欧洲出现债务危机，根本原因是高福利的运行模式不堪重负，无以为继，那么这次危机对西方现有的高福利模式会提出怎样的新挑战？ 韦森：这不仅是福利社会的问题，而是西方民主政制本身的深层次问题。《南方都市报》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国债务危机 。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全国人民币储户来为少数美元结算商买单？可是，我觉得有关方面到现在还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近两三年来，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断言，美国的经济在五到十年内都不会完全恢复，也符合这个判断。

所以美国的两房不能垮，我们才有机会慢慢退出来。房地产上不来，汽车工业又长期萧条，美国经济就上不来。唐甄批评儒者不计功的说法，肯定事功修为，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的基础上，而主张崇实黜虚。

杨终提议召开并参与汉章帝在白虎观组织的考论经义活动，讨论五经异同，表明他在当时的儒林中占有重要地位，讨论的结果撰为《白虎通义》。刘沅将其经学与人情紧密结合，认为六经本于人情而为教。赵蕤以开阔性眼光著《长短经》，对诸子各家思想均加以吸收，并结合社会发展实际融会贯通，而不限于一家一派。苏辙提出礼皆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观点，认为礼与情不可分离。

巴蜀哲学重视人情，以民为本。苏轼对苏洵思想加以继承，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

张栻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命题及思想。胡适对费密评价颇高：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巴蜀哲学与经学有着紧密联系，巴蜀哲人通过诠释儒家经典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巴蜀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巴蜀哲学包含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具有重要价值。

受刘沅影响，刘咸炘亦强调吾学乃儒家兼道家，融合儒、道，为促进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邹容强调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唐君毅提出返本开新，以创新中国哲学。谯周的经学倾向具有兼容性，较难区分其今古文经。

清代中后期学者刘沅经典诠释著作等身，著有《四书恒解》和多种对儒家经典的恒解。其治经重点在于求经书中的道而不局限于宋儒和清儒的旧说。

由此在中国经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经学与哲学的发展。明末清初的费密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提出离开经典便无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考查汉唐学者如何注释经典，以此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表现出尊崇汉儒而非宋儒的倾向。

刘沅槐轩学对理学扬弃，对三教融合，认为佛老不为异端。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扬雄、杨终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学家。魏了翁主张君臣共守天下。弘扬蜀学首先要加强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宣扬蜀学，弘扬中华文化。和会蜀洛之学的魏了翁遍注群经，把阐发义理与训诂考释相结合，著《九经要义》等，占据经学史上一席。巴蜀哲学所具有的包容性、会通性特征表现在儒佛道三教交融、互涵互补上，这在宗密、杜光庭、三苏父子、张商英、虞集、刘沅、蒙文通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体现。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进入专题： 巴蜀哲学 。巴蜀哲学重行，强调知行统一、经世致用。

在对待古文经的真伪、《公羊》学的托古改制说以及与之相关的今文经学之革命说等问题上，与其师说有所不同，随时代变化而有所改变，体现了巴蜀哲学释经创新、超越前说的特点。唐君毅主张积极面对并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吸收西学中有价值的内容，融合中国文化的相关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加以超越。

扬雄不信谶纬，糅合儒道，以玄为高，拟圣制作，具有拟经创始之功，他以其《太玄》一书妙极道数，而度越诸子当然，也能说没有质的不同，即：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

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庄子·缮性》）把道说成未经加工的原木（朴），则万物由道所生，即前引文说的分物，就能被比拟于对原木的切分（朴散或散朴），这是人工造成的物质分布。[4]楼宇烈校释，1980年：《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以上，孟子是类比于白之谓白来解析告子说的生之谓性。

2、分布总体不难看出，《公孙龙子·名实论》将普遍者占位于物的分布成分视为名所称谓的实，这意味着名实关系除了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对实之真实义来说），也会涉及一个新面向是普遍者与其分布成分的关系（对实之充实义来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同上，第2371页），正表明天理不可分裂的实质是至善不可分裂。

（《管子·内业》）化者，复归于无形也，……充形者之非形也。前面已引述了文献中天理的普遍性被类比于雨水分布的案例，以下案例则更有趣，可说是庄子与东郭子围绕道恶乎在进行问答的理学翻版：问：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

但要点是，白之谓白并非主张白等于白，而应理解为任一白物是白的（白羽是白的、白雪是白的、白玉是白的），因为多次出现的表达式……之白，犹……之白就是在谈论事物的相似性，并因此显示了白与白物的一多关系，并正可视为白性质具有普遍性的表现。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

如隙中之日，隙之长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而这，显然与西方哲学中对普遍者作为抽象实体的设想不同。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尹文子·大道上》）夫道者所以充形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

这些，其实就是离坚白的方式。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分布论证，因为无论何种意义上，原型都不等于影像之和，所以与之前所见的模拟物质元素的分布论证不同，充当原型的普遍者与作为影像的分布成分不在同一领域。

因为正如前述，倘使中国古人是从时空分布的角度作论证，白之谓白的普遍性就应理解为无论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还是他物之白，只是白本身散列于时空的分布成分。所以相对于《白马论》的定与不定之分，《名实论》区分了位其所位和出其所位，这还是对普遍者是否分布于某物的描述。

然而对概括式普遍者来说，凭常识就能肯定范畴、种类不等于具体个体之和。但事无绝对，要说中国古人所见都是类比于物质元素、分布于时空的普遍者，因而缺乏对普遍性的抽象认知，这就走向了极端。